《紅樓夢》造就了紅學和“曹學”，大家了解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寅17歲時就深得康熙帝的青睞，一路承恩，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蘇州織造監督，兩年后又調任江寧織造監督。
曹寅死，其子繼，父子兩代，前后四十年在其位。其間，家族權勢之赫喧、財富之充盈，投射在小說《紅樓夢》中，是榮寧二府的豪奢與榮華。
當時設在南方的織造共有三處，衙門為蘇州織造、江寧（今南京）織造、杭州織造，“合稱江南三織造”。
三織造主要責任為督辦解送宮廷御用和官員配用的絲織品。同時，有密折特權，向皇帝稟報江南地區政治、經濟、民情風俗等工作，帶有特務性質。
除此之外，三織造還有一重要任務，為朝廷采辦各種“貢品”，大小畢備，無所不包，大至各種戲班演員、絲竹技師，小至鹵蛋、小咸菜。制作家具也是其一大責任。
三大織造進奉的家具，一類是“畫樣呈覽準做”后，由宮廷造辦處發來，依樣制作。即接圖紙制作。但這個圖紙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草圖，有大致的長度、寬度和高度。這在沈陽故宮保存的一份“呈樣”上反映出來，是粗略的不能再粗的草圖。真正成品的各構件尺寸、比例以及細致紋飾，完全要由設計者、制作者自己去完成。
另外一類是三大織造自行決定采買、組織制作的家具，按常例向內廷進貢。
江寧、蘇州、杭州三大江南織造，尚屬中央造辦處系統，其采買、組織制作的器物，可視為造辦處“制作網”的地方產品。其個人貢進的則屬于孝敬皇上、皇后的個人行為。
談到清式紫檀家具，許多人大腦的第一個信號，就是“造辦處”。這里要說明的是，造辦處制作網的產品依然是來自地方工匠的設計制作，是政府采購物。“畫樣呈覽準做”或覽也未覽的內廷的清式家具，制作實質是木器匠作系統的產物，而非為哪個皇帝的“大手筆”。
三大織造之外，實際上我們還更應認真關注更南部的一個口岸之城——廣州。
康熙帝收復臺灣后，解除海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設立江（松江）、浙（寧波）、閩（漳州）、粵（廣州）四個海關。四個海關以粵海關為龍頭，重點使用。其官方最高管理者為“粵海關監督”，簡稱為“粵海關”。“粵海關”為皇帝親派，人員出自內務府。直接聽命于皇帝和內務府。以滿族親貴充任,具有與總督、巡撫平行而班次略后的官階。到乾隆朝，他們權力超越江南織造。曹寅們不在話下，不可比擬。
粵海關的工作職司，一是征收中外貿易的關稅，上繳國庫。二是根據內廷要求或內廷出具的草樣幫助內廷購買地方貨和洋貨，即“采辦官物”；三是為朝廷舉薦工匠、技師、包括洋人。
由于廣州海關要求嚴格，外商逐漸加大在寧波港的業務，并有“移市入浙”的趨勢，乾隆二十二年（1757），為保障廣州一地洋行生意和維護東南海防，對其他三個口岸封關，只留廣州一個口岸，史稱“一口通商”。粵海關由皇帝派遣，“監督”管理粵海關事務,此口岸具有經營進出口特權的機構，統稱為“十三行”，非指確切的數目。
由于廣州成了中國開放的重點對外貿易口岸，在廣州舊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館區建起了大量夷館，給外國商人存貨和居住。
一口通商后，內廷所用洋貨均由廣州輸送。十三行被稱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由于洋式家具被帶入中國，和中國人接受洋人訂單，外銷西式家具東漸中國。西方家具的式樣和紋飾被沿海地區居民仿制和使用，這就是許多從粵海關等地進貢到清內廷的許多紫檀清式家具呈現“洋式”造型和紋飾的原因。
明式家具由簡入繁發展，康熙晚年已極繁縟華麗，加之洋式光素的加入，“廣式”“廣作”家具出現，風格不同以往。
清乾隆 紫檀嵌黃楊螭龍紋寶座
故宮博物院舊藏的紫檀家具，尤其是那些氣勢磅礴、雕鏤繁縟的紫檀大器物，大部分應是由廣州地區制作。其一是造辦處出具畫樣，由廣州粵海關代為組織制作的“官作”器物，其二是廣東地方官員在各種例貢中自行進獻的。其三是督撫等官員采買和進獻的。這在清廷“進單”和“貢檔”中，多有體現。例如：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奉旨：“照樣準交粵海關用紫檀木成做案一對。欽此。”（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粵海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臺北故宮博物院，2003年）。
乾隆帝曾在十九年傳旨造辦處：“現做博古柜看往細致了做，要相（像）廣東做法一樣。欽此”（同上“清檔”）。
乾隆二十三年諭旨中：“買辦洋鐘表，西洋金珠或新洋器物”，“皆不必惜費”。一方面，這里充滿著統治者的腐敗奢靡氣味，沖擊著現代人的良知觀感。另一方面，廣東得到巨大財力的支持，進貢品的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歷史巔峰。以海外貿易進口的紫檀料及加工成器的紫檀家具也是采辦進貢中的重要一項。
這些廣作家具就構成了清廷宮廷家具的最重要的組成。清中期以后，由于木料進口優勢和粵海關進獻家具的精良，宮廷家具基本依賴廣東。
理解廣式家具應該由此類紫檀家具入手，而非清末民國的廣式紅木家具。后者將大大降低廣式、廣作的歷史貢獻。
1747年，乾隆帝在西洋傳教士帶來的畫冊上見到有噴泉建筑內，龍心喜悅，并命郎世寧物色人員在圓明園仿造，從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四，先后修了西樣式的“諧奇趣”，后建“遠瀛觀”。英法聯軍焚園后，遺留下的殘垣斷壁上，仍可見歐洲巴洛克時期的建筑風格。
清乾隆 紫檀高束腰香幾（左），清乾隆 紫檀番西番蓮紋扶手椅（右）
類似這種巴洛克式的紋樣，在現存的紫檀家具上時有所見，所以通常的解釋，這些家具理所當然就是當時宮廷造辦處為西洋樓配套制作。但是這僅是一種推斷。
圓明園西洋樓的興建，使人對于“番花”有了更多的遐想。認為“番花”是乾隆帝的喜好，影響到廣作。實際上，在廣州乃至其他地區，“番花”早已使用。
早在雍正八年，有記載西番蓮花紋桌被貢進宮廷大內。這還可以引發另一個話題，從那條著名的清檔資料看，“番花獨梃桌”在雍正八年已在南方使用，該年被“進來”宮中。可視為西番蓮花紋的初進紫金大內。
以后在“雍正朝造辦處木作清檔”中便經常可見“西番花邊花梨木桌”一類的字樣。可見西番蓮紋飾已為雍正時宮中常用紋飾。
即雍正皇帝在感情上對于西洋番人也并無惡感，甚至是喜好和友善的。這在從宮廷繪畫和遺物中都有例證。
北京故宮舊藏“雍正帝西服像”；一為“持載制虎圖”，二為“雍正帝行東圖”之十一。兩張宮廷畫作之“滑稽”，令今人都會發笑。其上，雍正帝頭戴西洋卷發，身上內穿花衫，項圍領巾，外穿一綠色外套。
發式和服裝，向來為文化認同的一種表現，盡管雍正帝如此畫像為行樂之作。但僅此可以表明其對西洋文化及衣著的親近感。他對西洋器物的接受也就可以理解了。
當時天朝上國文化上的優越感尚十分飽滿，可以微笑地接納洋物，且以“番”來名。“胡”“夷”“番”之詞稱謂中土之外的“低等人群”。
由于清中期大量的內廷家具多是如此而來，同時我們又沒有發現明確的集中在北京禁苑在制作大型家具的記載，所謂“京作”概念就變得讓人懷疑。
史料記載，廣東和江蘇都曾向宮廷推選過木工技師，禁苑也每年從地方征調、購買紫檀等木材。但要知道，內廷制作紫檀小件是需要工匠和原料的，如紫檀掛屏、插屏、器座、器罩。即使有個別大件家具的制作產生于宮廷禁苑，它們在乾隆朝宮殿家具中也是極小的部分。
清廷造辦處活計檔中，記載家具的文字，一是皇上讓制作某某桌案幾椅等，或臣下送上已做好的某某桌案幾椅等，不盡明說在哪里制作。過去的研究就將以上記載認定為是在宮中的制作，其實更多的是放到廣東采辦制作。
廣作興起于清康熙年間，繁榮于乾隆時期。清晚期民國繼續延續，但此時已是衰落期。
筆者認為，還應澄清一個習以為常的概念，即整個清中期清式家具是由于乾隆皇帝的口味導致的，是中央影響地方的結果。
古典家具的發展動力存在于與生產實踐緊密結合的木作匠作系統，明式家具如此，清式家具亦然。古典家具的任何前行都是受市場影響，首先發生在木匠作坊之中。明式家具不是文人們生產影響的，同理，清式家具也非日理萬機的天子所帶來的。總之，一種物質文化的建造是匠人之功，是專業發達之結果。
清式家具的發生發展，是明式家具的延伸。當時整個匠作的設計、生產、制作在“觀賞面不斷加大法則”的導引下，日益風行紛華繁復之作。于是，在宮廷殿宇內，看到的必然是鋪張淫縟之品。
匠作是森林之本，宮廷用具為樹木之冠。匠作發展出華奢淫麗的作品，宮廷中自然有“乾隆工”之器。宮廷、乾隆皇帝是這一發展時期頂尖成果的消費者，只是其身份最特殊一些。
清乾隆 紫檀云龍紋寶座
由于清中期華美綺麗的紫檀家具最多集中見于故宮，給今人的直觀感受是故宮是生產“乾隆工”家具之源，這恰恰本末倒置。故宮多見紫檀重器，是因為這里是最大的消費者或用戶。作為特殊用戶的乾隆皇帝可以“畫樣呈覽準作”、可以指指點點，但其決不可能成為設計制作的主體和決定因素，成為清式家具之母。
我們還可以用一個現實的例子說明，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建造中，周恩來投入大量心血，組織設計、建造，親力親為各個環節（一定是勝過乾隆帝對紫檀家具的關心），即使如此，我們也只能把十大建筑看作是當時中國整個建筑最高水平的縮影。而不能說是周氏為十大建筑之母。
家具史首先要研究生活史，首先要對歷史的場景有基本的認知，家具是整個社會的生活用具，其制作體系，即匠作體系龐大而有序，是一個巨大結構和體系，皇上一個人只能享受其源源不斷生產出的產品，而不可能改造其整體體系步驟，為所欲為。
許多人不厭其煩的表示，是乾隆皇帝一個人的眼光愛好決定了整個社會的制作能力和審美風尚。這種將物質文明史簡單化的說法，令聽者有故事可聽，事牽家國大事，廟堂宮闈。但歷史的邏輯和現實社會告訴我們，實際上恰恰相反。
一個巨大的匠作體系和乾隆皇帝的關系，是社會整個生產制作能力和一個大用戶的關系（盡管他往往是被動接受的大用戶）。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被常常套用表達，這首先是風尚的影響，不涉龐大的制作系統。其次，皇上對審美當然會有影響，那也是小范圍的局部行為。肯定不可能出現“楚王好細腰，全國都餓死”的悲慘情景。
清中期，在禁苑之外，應該仍存在與宮廷用品媲美的家具作品。在查抄貪腐官員的史料中，我們也還可以看到地方官吏對紫檀大型家具的使用，從寶座到大案，應有盡有。
那些親自為宮廷采用、進貢的大員，后來，在人事傾軋和反貪風暴中，太多人失身落馬。抄家逆產中，多有傾城傾國之器。和珅是最典型的案例，“和珅倒，嘉慶飽”說明其家產之大之好。
作者簡介：
全聯藝術紅木家具專業委員會專家顧問、明清家具研究學者張輝
張輝，畢業于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先后任職河北省博物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劃組稿編輯，并創建北京紫都苑圖書發行公司。著有《曾國藩之謎》（經濟日報出版社），整理《曾國藩全集》（中國致公出版社）、《中國通史》（中國檔案出版社）、《中國名畫全集》（京華出版社）、《古董收藏價格書系》（遠方出版社）等著作。從2000年開始，從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現為三家專業藝術媒體專欄作家。將考古學、人類學、圖像學、歷史學之方法論引入家具研究。2017年出版《明式家具圖案研究》（故宮出版社）。
